1991年深秋，冀中平原的风带着凉意。一名来自北京的记者在河北安国县老刘家土院里架起录音机，刚预备提问，青丝斑斑的刘恒山先开了口：“毛主席当年开枪是对的，他要救的不是一家人，是一支部队。”简略一句话，直接把回想的闸口摆开，也为采访定下与众不同的基调。

  镜头忽而拉回1952年2月10日，保定南郊万人公判的现场仍记忆犹新。刘青山、张子善站在台上，死后人头攒动，愤恨与怅惘交错。就在头一天夜里，判决书送到看守所时，两人面色俱灰；宣判结束，两人仅剩一句沙哑的告知：“别再有人重蹈覆辙！”这不是求生，而是最终的清醒。

  刘青山假如停在1949年秋天，结局八成天壤之别。那年他只要三十岁出面，带兵剿匪、筹粮保运，天津地委书记的录用来得水到渠成。可天津彼时是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，物资会集、商贾聚集，花天酒地的引诱压根不像战场上那样一枪能分出存亡。贪恋从一顿酒席初步，又在一次“慰劳品”中发酵，到1950年，送钱上门的人慢慢地多。有人劝他收敛，他甩下一句：“我掉脑袋打下来的江山，莫非不能尝口肉？”荒诞初步，由此埋下。

  此刻的中心正为抗美援朝拢指成拳，前哨每天都在要物资。周总理不止一次在会上提示各地节衣缩食，毛主席更把“艰苦朴素”写进指示电报。面临紧日子，刘青山却换皮大衣、进私卡车，一次五千万元（旧币）的“木材调拨费”进了个人账户，连八路军伤残优抚金也敢动。短短两年，他和张子善吞掉的170多亿旧币，按其时的购买力，满足让志愿军多配备十架米格战机。

  李克才的告发成为转折点。1951年11月，河北公安厅摸清账目，华北局拿到卷宗后第一时间签到。周总理看完指示，只写了六个字“完全同意，火速处理”。毛主席随后亲笔圈批“当即履行”，还特意加粗了“当即”二字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指示下达后三天，华北局办公室还接到几通内部电话，话很含蓄：是否考虑劳改？是否看在劳绩薄上从轻？通通被婉拒。决计大过天，理由却极简略——“杀一儆百”。

  行刑计划经主席亲身过目。子弹后心入，家族抚恤照常发，子女“活到十八岁不愁学”。这种近乎严酷的温情在其时极端稀有，折射出领导层杂乱的权衡：法令有必要硬，照料也要给。

  再说回采访现场。记者问：“假如那时真能网开一面，会怎样？”刘恒山缄默沉静顷刻，抬眼慢慢答道：“要是没有那一枪，或许更多干部会掉队。”语句不长，却让人想起十年前在延安时期，毛主席就定下“贪婪五百元枪决”的铁律。1941年肖玉璧因侵吞公款三千大洋被处死，规则其实早就写在血与火里。

  惋惜的是，规则写得再重，也有人打听底线。刘青山案后来牵出四十一名党员被处置，虽然等级不高，可在干部集体中炸开了锅。“糖衣炮弹”四个字自此频频出现在各级会议纪要里。计算显现，仅1952年下半年，全国各省清出经济问题干部一千七百余人，许多地方直接引证“刘青山警示”，财务室门口贴大字报，老百姓也紧盯公家口袋。

  时间线年，中心人民政府发布第一部《会计法》，贪婪罪量刑以金额区别，死刑条款赫然在列。法令的正式完善，许多学者确定与刘青山案的震动直接相关。换句话说，他付出了生命，却也以反面教材的身份定下政治清凉的标尺。

  再回安国县。老宅后院的枣树现已结红，刘恒山拎着壶粗茶，口气遽然放缓：“哥哥走错路，可组织没忘家里人。那年每月十五块钱补助，救了俩侄子的膏火。”他指着墙上一张泛黄的结业相片，里边正是刘青山长子，后来成了一名铁路工程师。从某一种含义上说，党和国家实现了许诺，也把“小惩大诫、治病救人”落到实处。

  采访结束时，天已擦黑。记者拾掇机器，道别前随口一句：“老书记，您有什么要弥补的吗？”刘恒山摆摆手：“没了，都写进前史了。”说完关上木门，夜风卷起门缝的旧报纸，“保定大案枪决刘青山”那一排粗体标题仍模糊可辨。

  自那年起，再没有人听到刘恒山谈起哥哥。翻阅档案，能看到的仅是1949年头那份录用书，以及1952年2月10日的行刑陈述。两张纸之间，不过三年，却足以证明一个浅显而严酷的道理：忘掉初心，比子弹更丧命。